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界定识别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落实到农业领域的重要体现。
科学理解和准确识别农业新质生产力，要从“四新”维度把握其内涵核心：一是科技创新在农业领域取得“新突破”。科技创新有无新的突破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条件，当一项或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并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时，将直接驱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二是新技术要素驱动农业要素实现“新重组”。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核心是要将创新带来的新技术要素与原有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使生产要素组合发生结构性变化。三是农业发展动能出现“新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农业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变，促使新技术应用成为驱动农业发展的新动能。四是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得到“新提升”。新技术驱动下的要素重构与动能升级，最终指向农业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与产出效益的提升，这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标志与目标导向。
综合以上“四新”特征，可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界定为，以农业重大科技突破性创新为关键，以技术成果快速产业化应用为核心，以新兴技术引领要素配置发生革命性重组为动能，以农业发展方式深度变革、资源利用和产出效率高度提升为表现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进一步地，可以建立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四新”特征项相匹配的指标体系。其中，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方面，可设立能够表征新突破技术在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并实现转化的有关指标；要素配置实现新重组方面，可设立能够表征新技术要素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融合配置的引领性指标；农业动能出现新变化方面，可设立能够表征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的相关指标；资源利用和产出效率新提升方面，可从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绿色优质供给等角度设立能够表征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指标，具体评价指标如表 1所示。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在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涉农关键性或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有效应用，使农业生产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逐步形成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林立，2024；张志鑫等，2024；龚晓莺、严宇珺，2024；梁伟军，2025），其形成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农业新质生产力既来自于内生性原创农业技术和跟踪性技术突破，也来自于外部创新技术的渗透和传播。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依托于两方面的创新源动力。一方面，根植于农业系统内部、涵盖从源头的原始创新到集成再创新的革命性技术跨越，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并直接重塑农产品内在品质、产出能力及生产过程的资源效率界限，引致生产率显著提升与成本结构优化。甘肃景泰“番茄森林”智能玻璃温室通过引入荷兰顶尖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及遍布温室的传感器网络，将串收番茄产量提升至普通大棚的7-8倍，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率显著提升的直观体现。另一方面，源自非农领域特别是信息及智能技术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其通过持续深入的跨界应用渗透与系统融合，深刻再造农业的微观生产流程、宏观产业组织形态及要素交互模式，催生出全链条的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变革趋势。内源性原始引领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体系深度更新两类突破路径结合，并与外源性智慧赋能与产业生态革命性重构相交织，共同打破了传统资源要素组合模式与增长路径依赖，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生成演进的根本性技术源泉与核心动力机制。
其二，农业科技创新出现重大突破，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引领性、驱动性。农业科技创新突破在不同领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智能农业装备领域，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与灵巧操作技术的融合突破可加速农业机器人由单体功能化向复合智能化升级，使其在复杂生理环境下的关键生产环节的适应性与作业精度实现代际跃升，大幅降低人工作业强度与劳动力依赖。在农业数字技术领域，基于大模型架构的通用型农业人工智能平台的迭代演进，能够推动农业数据资源的深度整合与知识服务的智能重构，并构建起集决策支持、异常预警、诊断处置于一体的多模态交互智能服务框架，进而实现从“人找信息”到“智能推送”的范式变革。这不仅显著优化了技术渗透与知识扩散效率，更深刻改变了信息服务资源配置的传统路径。在生物育种与制种领域，自主基因操作系统与智能化育种平台的集成创新显著强化了对遗传性状的精准设计能力与规模化制种流程的智能化调控能力，推动种质资源创制由经验导向转向精准设计范式，同时有效缩短了育种周期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作物稳产提质提供核心种源保障。以上三大领域的技术突破集群耦合共生，系统性驱动农业生产全链条知识密度与智能水平的提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代际跃迁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座”。
其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与应用模式正加速从过往线性、单一的研发链条，向更具协同性、交叉性的多点动态迭代范式演进。农业科技创新突破与应用由单一线性向多点动态迭代演进，意味着驱动农业系统变革的核心创新不再是单点技术在孤立领域的缓慢推进，而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在农业场景中持续交汇、深度融合与快速优化迭代。中国农业大学在奶业领域推出的国际首个垂直大模型——“孺子牛”大模型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实践。该模型整合智能决策系统“牧场超级大脑”、虚拟映射载体“数字孪生牧场”、智能辅助工具与技能培训平台“数字书院”等多元功能，且创新并非局限于单一算法突破，而是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物联网感知、知识图谱及虚拟现实等多维技术在牧场运营场景中的深度融合与持续动态学习优化。这一融合实践深刻重塑了奶业生产决策逻辑、效率优化路径与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新技术群深度融合、多点突破、快速迭代下的新型范式特征。
其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生深度融合，突破性技术转化周期大大缩短，在区域间具有同步联动性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生了深层次、结构性的融合，其突出表现之一是突破性农业技术从研发到应用转化的周期被显著压缩，并在空间上展现出高度的区域同步联动性。微观层面，这一特征的形成源于生物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农业等前沿领域的多点突破，同时物联网传感器、无人机遥感和大数据AI分析等数字化手段在农田监控、精准水肥管理和病虫害早期诊断上的应用，使得技术创新不再仅停留在实验室或小范围试点，而是深度嵌入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宏观层面，得益于信息网络的贯通和政策协调机制的改善，农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扩散具备广泛的区域性。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技术赋能农业，在空间上已开始呈现多点爆发、协同共振的趋势，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同步形成与发展，并使以往技术扩散长期受限于地域分割和行政壁垒的难题得以破解。
其五，新技术成果的应用使农业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一二三产业融合显著加速。当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强力重塑农业的内涵与外延，推动“农业+N”形态的多元新业态层出不穷。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相邻产业的集聚互动，更深刻地表现为农业价值链条的系统性重构与跨产业环节的有机整合，具体即农业附加值获取路径由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向产前研发设计、产中技术集成、产后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等全环节拓展，并形成功能复合型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如休闲农业、智慧农场、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张林、温涛，2022）。与之相伴地是依托数字技术的农产品全产业链服务模式的兴起与完善。以黑龙江省宁安市响水村国际稻米公园为例，该地区通过推进稻米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体系和云认养一亩田系统建设，不仅实现了核心区年产5100万斤、辐射带动非核心区年产 1.5亿斤石板大米的规模化产出，更在消费者信任建立和品牌价值提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此类实践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服务的嵌入，正在全面重构农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价值创造模式，并通过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系统和智能化决策机制，推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显著降低。
其六，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农业科技创新与传播在空间上呈现出去地域化与高度同步性趋势。不同于过往技术扩散通常遵循梯度推进的模式，得益于数字技术特别是高速互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构建的泛在联接与共享平台，不同地区在获取前沿技术信息、参与创新活动以及采用新成果方面的时空障碍被极大弱化。比如，北大荒无人农场项目构建跨地域的农业科技创新网络（农机管理云平台）作为“大脑中枢”，有效弱化了不同地区在获取农业前沿技术信息、参与创新活动和采用新技术方面的时空障碍。这种高效的传播机制有效促进了技术要素在更广泛地理空间内的同步渗透与快速迭代，同时，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扩散模式超越了单一实体聚集的限制，使得不同区域基于自身禀赋条件参与到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网络中。由此，新质生产力的区域性差异虽因初始条件存在，但知识壁垒与技术传播时滞的大幅减少，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联动性的全国统一现代农业创新生态提供了基础，并正在逐步重塑区域农业发展的传统动力格局。
其七，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互为渗透、协同推进，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进程中，数字技术为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三化”协同提供基础支撑。数字化方面，目前部分现代农业高科技企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工具，实现了对植物工厂生产全过程的精准感知与动态监控，显著降低了系统建设与运营成本，为智能化决策和绿色化管理奠定了数据基础。智能化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持续优化的算法模型，实现对温、光、水、肥等要素的精细调控，推动农业减投入、降消耗和循环利用，有效缓解能源约束与生态压力。绿色化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的内在约束与价值导向，这一导向明确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以提升生态效率、最小化环境足迹为目标，进而推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优先聚焦资源约束、环境压力等关键痛点问题，并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例如，湖北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通过AI 视觉实时引导激光动态精准控制除草，实现了95% 以上的杂草清除率且“除草不伤苗”，从根本上摒弃了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并显著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
其八，供求利益链接更加直接，农业供应链更加紧密，农业附加值得到显著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突出体现为农业价值链的系统性重构，具体表现为上下游利益联结更加紧密、供应链效率与韧性同步提高，并最终推动农业附加值的整体增长。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数字技术全面嵌入农业全链条，数据成为连接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核心要素。供应链中的生产者、服务商、加工企业和销售终端等主体通过信息互联互通与动态共享，形成高度协同、敏捷响应市场需求的网络体系，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信息摩擦，缩短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距离。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新商业模式，农产品信息可直达消费者，消费偏好也能实时反馈至生产端，形成需求牵引生产的闭环机制。这种供应链的高效协同与产销直联确保了价值的高效传导与合理分配，从而系统提升了农业价值链的附加值和整体收益水平，体现了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在价值创造与分配层面的重要机制。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
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在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实践中仍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力资本短缺、产业转型升级亟待强化等现实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实验室领先与田野普及间存在系统性矛盾。这是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深刻反映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存在显著结构性断层的现象。一方面，研发端虽不断涌现先进成果，但多数技术仍停留在实验理想条件下，因成本高昂、操作复杂或脱离实际生产场景，难以适应规模化应用的经济性与可行性要求，导致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出现结构性错配。另一方面，技术在区域适配性与推广体系中面临严峻挑战。不同农业生态区域在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及经营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许多源于实验室的标准化技术方案未能充分响应此类多样性，致使推广效率低下，普及程度受限（赵成伟、许竹青， 2021）。这种矛盾不仅限制了先进技术要素向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渗透和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也暴露出跨学科、跨部门和跨行业协同创新机制的缺失，并因此阻碍了知识、数据、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创新链条中的高效流动与价值实现，最终制约了农业整体产业效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
二是新型农业基础设施的硬件与软件层面均显滞后。目前农业领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突出表现为行政村光纤接入与5G 网络覆盖率有限，物联网等感知设施部署密度和精度不足，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显著，制约了智慧农业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与推广（卢昱嘉等，2022）。农业领域物流基础设施体系亦不健全，尤其是服务于农产品“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冷链仓储、分拨运输等关键环节覆盖不足、协同效率低，线上平台与线下物流资源整合程度不高，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与供应链韧性。具体地，在农田建设方面，既有的高标准农田仍以传统工程改造为主，普遍缺乏与智能装备、无人作业平台及多源感知网络等新质生产力要素对接的数字化基础，智能化水平较低。区域间基础设施发展也不均衡，山区及丘陵地带在交通、水利、电力等硬件供给方面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错配问题，难以支持现代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集约化需要。此外，农业数据生态系统仍较为薄弱，多维度、标准化、连续性的农业数据资源严重稀缺，数据来源分散、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更新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数据驱动决策与服务能力的形成。这些基础设施瓶颈共同构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的基础性障碍。
三是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性制约日益凸显。一方面，农业科技领域存在“两头缺”的困境，精通前沿生物技术、信息智能科技、装备工程并具备战略视野的高端引领型创新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同时，熟悉地方实际、善于将先进技术进行本土化应用推广和转化的实用性技能人才、技术服务人才缺口更大，导致技术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显著。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深度老龄化态势严峻，农业从业者平均年龄持续走高，整体呈现劳动力结构老化、供给规模缩减、新知识新技能接受能力偏低的特征。这部分高龄劳动力长期形成的传统生产经验和思维定式，使其对新技术、新模式的学习意愿和学习效能相对较弱，成为阻碍农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社会因素，且该现象在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信息闭塞的边远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当前农村人力资源中，掌握并能够有效运用数字化工具、智能农业装备操作与维护、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等现代复合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严重匮乏，这种与技术、数据、知识等现代生产要素高度融合的专业化、高素质农业主体储备不足，直接制约了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在生产实践中的落地生根与效能释放，并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人力资源障碍（黄季煜，2023）。
四是多元主体间目标函数差异显著导致协同成本高企、整体系统运行效率受限。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涉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及各类合作社等关键参与方的价值目标与行为逻辑存在根本性错位，缺乏有效的协调适配机制。政府部门作为宏观管理者，核心关切在于稳定粮食供给安全、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确保宏观政策有效落地，因此往往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规模化经营和转型目标实现，政策实施的方式与节奏也许未能充分契合微观主体行为特征。而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其理性选择通常是优先投资市场潜力明确、短期经济效益显著的领域和应用模式，对于具有外部性或长期性、公共性特征的底层技术研发投入动力相对不足。科研机构则主要聚焦于科技创新本身的知识产出，成果评价体系往往与产业落地应用的现实场景和具体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导致创新供给与市场实际需求、农民具体实践条件之间存在显著缝隙，“研、产、用”链条不畅。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户特别是小农户，其核心诉求是维持家庭生计的稳定性与可预期短期收益，面对长周期、高风险的前沿技术采纳以及较为复杂的现代利益链接模式，可能响应积极性有限且普遍存在被动性，加之信息不对称与谈判能力有限，导致与企业等市场主体合作时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各方目标的分散性、激励的不兼容性以及沟通互信机制的不完善，极大抬升了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系统与利益共同体的制度成本，阻碍了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要素整合与协同效应的形成。
五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资本投入不足与结构性短缺的显著制约。尽管在国家宏观战略导向下，财政性及政策性资本向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倾斜的力度持续增强，但在市场层面，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多元化社会金融资本有效流入农业农村领域的通道仍然不畅、规模依旧不足，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均未能达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阈值。同时，农业科技创新及产业化项目普遍具有初始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与不确定性高的特征，制约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全链条资金供给。上游科研机构常因资金约束难以更新设施和开展试验，下游应用主体也缺乏将技术规模化和发展新业态的充足资本，特别是针对前沿技术中早期研发与创新企业跨越“死亡谷”的农业风险投资体系薄弱，仅依赖政策性资本投入远不足以支撑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全链条创新激励体系，迫切需要调动市场化社会资本形成协同投入机制。然而，农业有效抵押物稀缺、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叠加、产业链平均收益低于社会资本预期回报率等天然弱质性特质，形成“高风险、低收益、弱抵押”的组合属性，显著抑制了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与现代化领域的意愿，从而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资本要素集聚。
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结合前述有关农业新质生产力界定识别、形成特征与面临挑战的分析，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以智能智慧农业、数字化农业、低碳绿色农业、基因农业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基本路径，以推动农业生产力发生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分类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改造传统农业，发展农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 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
( 一 ) 强化定向突破与精准适配，系统性优化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
聚焦重点领域识别并优先支持具有突破性潜力的前沿方向，如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绿色投入品与农业大数据模型等，实施战略导向的科技专项攻关，推动原创性和颠覆性成果产出。同时，高度重视创新成果的区域适应性与匹配度，结合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主体能力，开展差异化技术需求分析与适配性评估，构建分区分类的技术推广机制，避免“一刀切”。此外，应建立健全保障农业科技创新有效供给的长效内生机制，通过深化科研立项与评价机制改革，强化产业和需求导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激励，构建公益性推广与市场化服务互补的全链条技术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应用广度，打通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 二 ) 构建区域适配性强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畅通技术要素市场化流动渠道
依托各地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分层建设集成技术中试、熟化与示范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网络，通过提供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研发设施、专业化咨询评估以及标准化的成果展示对接服务，创造低门槛、高效率、高可信度的技术要素流转环境，降低农业技术转化的市场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明晰的产权规则与服务规范，广泛吸引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多元化研发与供给主体入驻平台，汇集并梳理符合地方特色的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库；另一方面，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对接活动，积极引导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等潜在应用主体便捷地接入平台资源，促成供需双方的深度、精准匹配，进而弥合研发与应用端断层，形成从技术供给到平台赋能，再到需求升级的良性循环，提升技术推广规模与效益。
( 三 ) 创新农业技术转化模式与示范体系，全面提升技术落地效能
突破传统单一技术推广路径依赖，积极探索并推广“政产学研用金”深度协同的创新转化模式，通过要素集成、主体互动与场景适配，降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综合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覆盖不同农业生态类型区、资源禀赋区、发展梯度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载体群，发挥其作为技术集成试验场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功能，展示先进适用技术组合的集成应用效果及经济生态效益。同时，集中开展不同规模经营主体的规模化、标准化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积极探索与区域特点高度契合的新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化解小农户应用新技术的成本风险约束，增强区域适配性与推广可持续性，实现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率与韧性跃升。
( 四 ) 破解农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短缺瓶颈，系统构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撑体系
实施更具竞争力的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引育计划，通过优化科研项目资源配置、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等方式，重点培养和凝聚一批具备前沿视野和核心研发能力的学科带头人与科技创新骨干。探索针对关键岗位核心人才实施差异化薪酬激励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并配套建立更为宽松灵活的跨区域人才流动机制与服务保障体系，破除阻碍人才要素优化配置的行政壁垒。同时，大力推进农业适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结构性改革，以“紧密对接产业一线需求”为核心导向，重点支持和规范发展“送技下乡”“半农半读”“工学结合”等多元化、在地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显著降低农民获取、学习和应用先进知识与技能的综合成本。加强对参与主体的精准技能诊断及定制化培训，重点提升应用现代农业技术、适应智能化生产、驾驭市场化运营的综合能力，缓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人力资本结构性约束。
( 五 ) 推进新型农业基础设施区域差异化布局，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支撑
根据各地区农业资源禀赋特征、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及新质生产力演进的具体需求图谱，差异化、精准化推进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与能力重构，推进基础设施智能绿色升级。在粮食主产区和大规模经营区域，大力提升高标田建设质量并深度耦合数字农田管理中枢，显著增强土地产出效能和资源利用效率；在特色优势农产品产区及产业链集中区，重点配套建设智能采后处理与产地初加工中心、全程冷链物流节点与智慧仓储系统，有效克服生鲜农产品的产后损耗瓶颈及市场时效性约束；在丘陵山地等复杂地貌区及小农户聚居带，重点发展适用于小地块的精量化、多用途智能农机装备共享服务平台和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网络。与此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的规划引导机制与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在确保国家财政资金对区域性公共性、枢纽型基础设施的保障性投入的基础上，通过清晰的产权治理和可持续的收费回报机制设计，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与运营维护，形成保障基础设施长期有效运行的良性循环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降本增效与创新应用提供坚实的物理载体与网络支撑。
( 六 ) 聚焦“人、钱、地、技”核心要素制约，深化农业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
破除“人、钱、地、技”等核心要素制度壁垒，构建市场激励与资源配置响应机制。人才方面，系统打通高素质人才进入农业农村的制度通道，优化县乡两级新产业新业态管理服务职能配置，强化对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创新的激励相容度。资金方面，重构农业支持保护与金融供给体系，建立并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基金与政策性风险补偿机制，差异化拓展以未来收益权、生物性资产、农业知识产权等为核心的多元化抵质押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本精准滴灌农业科技初创与成果转化项目。土地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户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确权赋权活权配套体系（张军、李艳，2025），探索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土地信托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权流转模式，完善针对高标准设施农业用地、农业科研试验用地的空间保障与高效利用政策，增强土地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承载能力。技术方面，继续完善基于市场导向和创新绩效的农业科研组织治理机制改革，探索建立创新链各主体深度协同与长期稳定合作的制度安排，并构建有利于涉农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的产权保护流转体系。通过这一系列以市场化、法治化、开放化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突破，实质性降低农业创新活动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激活微观主体创新动力。
